网络成瘾其实是一种社会病症
近日，北京军区总医院炮制出了所谓的“网络成瘾诊断治疗标准”将网络成瘾定义为一种精神行为障碍，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据说，该标准通过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管理局组织的专家论证，等向卫生部报批后拟向全国医院推广。
媒体报道此事后，很引起了一些争议。大部分声音反对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的范畴，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声音由于缺乏对网络成瘾的形成机理之分析，显得苍白无力。看着一大群人围绕着一个热门话题指手画脚，叽里咕噜地各各说了一大堆废话，而且还有人为这种废话买单，实在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笔者也不主张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的范畴，无他，网络成瘾虽然会引起精神行为障碍，但其形成的机理却不能仅仅归因于心理，或曰精神，而且用治疗精神病的办法恐怕也治不好网络成瘾。或许，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将给精神病医院或医院的心理门诊带来不菲的收益，但也只是仅此而已。“网络成瘾诊断治疗标准”的软肋在于仅仅只是从生理、心理维度来观照网络成瘾，恰恰忽视了产生网络成瘾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社会维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其实是对网络的“妖魔化”甚至也是另一种社会心理症，即“网络恐惧症”的表征。由于我国的网络成瘾者以13至17岁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患者居多，下面，笔者就以这一群体为例，对网络成瘾的社会维度进行分析，或许对于网络成瘾的治疗不无帮助吧。
据统计，想到目前中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有400万，约占10％。其实，西方国家网络成瘾的人很少，若仅仅只是从心理、生理的层面，恐怕很难解释中国网络成瘾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那么多，而且比例那么大的原因。在我国“网瘾”往往被人们看成是与“毒瘾”一样的东西，自然，很多人就主张采取“戒毒”一样的方式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即使用“隔离法”让他们远离网络“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种“坚壁清野”的思想甚至表现在政府制定的一些法规或政策里，如，规定网吧不能接纳未成年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所能起到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使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并不在网络本身，而是要到网络以外的地方去寻求——网络只是一种媒介，它只有被整合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表现出它的各种功能与效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在笔者看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症”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杂交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网络成瘾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网络这种现代媒介破坏性的一面天生缺乏免疫力。青少年之所以比成人更容易成瘾，除了他们判断力与自制力的欠缺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成人世界那么多的琐事的牵绊。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甚至根本没有“个体”的概念，自然也缺乏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应有的尊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塑造出了国民严重的奴性心理，深重的软弱无能的感觉攫住了他们，使他们很容易通过制御或虐待比他们更弱小的同类的路径，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而且，奴才做了主人后，往往比他原来的主人更残暴(这种残暴可以是网络游戏中虚拟的暴力)——这是网络成瘾症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而知名的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的陶宏开先生，在银川向五百多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长做“心灵深呼吸”演讲时说：“网瘾问题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根子在家庭教育的不成功、应试教育的失败和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戒除网瘾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起责任。”其实陶宏开先生所说的那些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为封建专制基础的“成人本位”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缺乏应有的尊重，没有把他们当成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的“人”来看待所造成的——文化具有相当的惰性，是最难变更的东西，传统的“专制文化场”使处于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按照与它相同的自旋方向而运转。而网络具有弥散性、民主性、自主性、互动性，网络的这些特性使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成人世界压迫的、缺乏自主性的青少年们找到了做主人的或许说控制与操纵他人的感觉，使他们因压抑而蓄积的心理能量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发泄口。可奴隶做了主人以后，依然是奴隶，如果他没法从主/奴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摆脱出来的话——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的“主人”最后成了网络的奴隶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虚拟的“主人”进入网络的。
此外，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也是网络成瘾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这种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渴望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代用品。
宁夏华兴时报一小读者曾以电子邮件方式致函报社——
“真要感谢网络！没有网络，也许我们更多的人会沉沦为罪犯或心理变态者。妈妈，我爱你，而我只能在网络上告诉您，您知道吗？我很孤独。我渴望心灵的交流，在我受伤的时候，在我渴望自由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您对我的爱。您是否知道？有时我恨您。我像个没有生命的木偶，我的一切言行都无法摆脱您为我铺设的轨道。作为一个生命，我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这个责任已经把我压垮了。”
不难发现，这位小读者的心声几乎己经将“网络成瘾症”的一切原因都浓缩进去了——与“网络成瘾诊断治疗标准”认为的恰恰相反“网络成瘾症”不但并非精神病，甚至具有治疗和预防各类精神病的作用，其实是那些接近崩溃的心灵应对或逃避环境更大的伤害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医生们将某种疾病的致病机理研究清楚，是为了能对症下药，更好更快地治愈机体的疾病。从对“网络成瘾症”的形成机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企图以“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隔离法”戒除网瘾或避免网络的破坏性，甚至将之纳入精神病范畴，皆非明智之举——现实也已证明这种方法收效甚微。治疗“网络成瘾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改良社会与文化环境，消解了产生“网络成瘾症”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方能引导包括青少年的人们合理地使用网络，并发挥网络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展开全部内容
媒体报道此事后，很引起了一些争议。大部分声音反对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的范畴，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声音由于缺乏对网络成瘾的形成机理之分析，显得苍白无力。看着一大群人围绕着一个热门话题指手画脚，叽里咕噜地各各说了一大堆废话，而且还有人为这种废话买单，实在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笔者也不主张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的范畴，无他，网络成瘾虽然会引起精神行为障碍，但其形成的机理却不能仅仅归因于心理，或曰精神，而且用治疗精神病的办法恐怕也治不好网络成瘾。或许，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将给精神病医院或医院的心理门诊带来不菲的收益，但也只是仅此而已。“网络成瘾诊断治疗标准”的软肋在于仅仅只是从生理、心理维度来观照网络成瘾，恰恰忽视了产生网络成瘾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社会维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其实是对网络的“妖魔化”甚至也是另一种社会心理症，即“网络恐惧症”的表征。由于我国的网络成瘾者以13至17岁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患者居多，下面，笔者就以这一群体为例，对网络成瘾的社会维度进行分析，或许对于网络成瘾的治疗不无帮助吧。
据统计，想到目前中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有400万，约占10％。其实，西方国家网络成瘾的人很少，若仅仅只是从心理、生理的层面，恐怕很难解释中国网络成瘾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那么多，而且比例那么大的原因。在我国“网瘾”往往被人们看成是与“毒瘾”一样的东西，自然，很多人就主张采取“戒毒”一样的方式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即使用“隔离法”让他们远离网络“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种“坚壁清野”的思想甚至表现在政府制定的一些法规或政策里，如，规定网吧不能接纳未成年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所能起到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使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并不在网络本身，而是要到网络以外的地方去寻求——网络只是一种媒介，它只有被整合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表现出它的各种功能与效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在笔者看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症”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杂交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网络成瘾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网络这种现代媒介破坏性的一面天生缺乏免疫力。青少年之所以比成人更容易成瘾，除了他们判断力与自制力的欠缺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成人世界那么多的琐事的牵绊。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甚至根本没有“个体”的概念，自然也缺乏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应有的尊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塑造出了国民严重的奴性心理，深重的软弱无能的感觉攫住了他们，使他们很容易通过制御或虐待比他们更弱小的同类的路径，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而且，奴才做了主人后，往往比他原来的主人更残暴(这种残暴可以是网络游戏中虚拟的暴力)——这是网络成瘾症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而知名的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的陶宏开先生，在银川向五百多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长做“心灵深呼吸”演讲时说：“网瘾问题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根子在家庭教育的不成功、应试教育的失败和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戒除网瘾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起责任。”其实陶宏开先生所说的那些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为封建专制基础的“成人本位”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缺乏应有的尊重，没有把他们当成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的“人”来看待所造成的——文化具有相当的惰性，是最难变更的东西，传统的“专制文化场”使处于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按照与它相同的自旋方向而运转。而网络具有弥散性、民主性、自主性、互动性，网络的这些特性使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成人世界压迫的、缺乏自主性的青少年们找到了做主人的或许说控制与操纵他人的感觉，使他们因压抑而蓄积的心理能量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发泄口。可奴隶做了主人以后，依然是奴隶，如果他没法从主/奴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摆脱出来的话——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的“主人”最后成了网络的奴隶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虚拟的“主人”进入网络的。
此外，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也是网络成瘾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这种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渴望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代用品。
宁夏华兴时报一小读者曾以电子邮件方式致函报社——
“真要感谢网络！没有网络，也许我们更多的人会沉沦为罪犯或心理变态者。妈妈，我爱你，而我只能在网络上告诉您，您知道吗？我很孤独。我渴望心灵的交流，在我受伤的时候，在我渴望自由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您对我的爱。您是否知道？有时我恨您。我像个没有生命的木偶，我的一切言行都无法摆脱您为我铺设的轨道。作为一个生命，我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这个责任已经把我压垮了。”
不难发现，这位小读者的心声几乎己经将“网络成瘾症”的一切原因都浓缩进去了——与“网络成瘾诊断治疗标准”认为的恰恰相反“网络成瘾症”不但并非精神病，甚至具有治疗和预防各类精神病的作用，其实是那些接近崩溃的心灵应对或逃避环境更大的伤害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医生们将某种疾病的致病机理研究清楚，是为了能对症下药，更好更快地治愈机体的疾病。从对“网络成瘾症”的形成机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企图以“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隔离法”戒除网瘾或避免网络的破坏性，甚至将之纳入精神病范畴，皆非明智之举——现实也已证明这种方法收效甚微。治疗“网络成瘾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改良社会与文化环境，消解了产生“网络成瘾症”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方能引导包括青少年的人们合理地使用网络，并发挥网络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