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班教学模式为什么会惹争议
10月27日人民日报载，在“认死理”的重庆奉节某中学老师姚少凡的坚持下，该学校同意他抽签选一个班开设“科学育人，全面提高高中教育质量”的试点，并与他签署了关于试点班的备忘录。姚少凡向校方提出，要还给学生自习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孩子们每天睡觉不得少于8小时；并且要校方答应“确保该班星期六、星期日不集体补课，晚自习老师原则上不讲课”等条件。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让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而现在不少中学却是不停地加课补课，将本该生动活泼的教学简化为填鸭式的灌输，老师教得机械，学生学得痛苦。
可这一举动却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的试验几乎遭到全体老师的反对，同事们认为他“固执”甚至一些老师说他的举动“并没有那么‘高尚’，无非是性格古怪，不甘寂寞。”和他合作的老师抱怨他一些基本的复习资料也不鼓励学生买，以至于很多教学活动没法开展。从高二下学期开始，有学生陆续转班离开，原来的49人减少到23人，虽然现在仍在“试点班”的学生却给了姚少凡很高的评价，可自从一次“罢考”风波后，其他班的同学联合发出“致全校师生的公开信”呼吁该班同学“擦亮眼睛”“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多名教师也联合签名，要求学校撤换姚少凡或解散“试点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本意是反对应试教育的试验，最终还是要通过高考成绩来做评判——姚少凡和其他老师都心照不宣地把明年高考当成了最终的检验标准，如果“试点班”在明年的高考中“大获全胜”姚少凡的试验也许可以宣告成功；如果“一败涂地”“试点班”就只有以流产而告终了。
其实，姚少凡老师的教育理念是当今教育界的常识，并且与国家提倡的素质教育理念和新课程理念是一致的，即便那些反对他的老师们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但姚老师却不该“认死理”将那些理念真当回事儿，并且要付诸实践——谁不知道，在高考这一衡量学生与老师成就的唯一标准的重压下，素质教育只能口里说说，走走过场，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是也。只要现行高考制度悬在头顶，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就很难得到有效落实，学生们就很难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与填鸭式的机械教育教学模式里解放出来。
为什么呢？首先，高考对学生、对家长、对老师、对学校校长，乃至对政府官员都非常重要，与他们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学生要靠高考成绩敲开大学的神圣大门，为自己的前程铺平道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是人之常情；老师的名誉、晋级、加工资等都与高考升学率挂钩；如果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没上去，校长的位置就会岌岌可危；一个地区高考升学率的高低是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指标。在这个以处于最底层的学生为基础的等级秩序里，每一等级层次都负有向上面一个层次用高考成绩做出交待的义务，如此一层一层地制约着，环环相扣，从而使现行教学模式成了“超稳定结构”结果不管谁都不敢乱说动，谁要出位，所有的矛头都 都会对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姚少凡老师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这使他成了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
就说补课问题吧，即使是补课最大的受害者的学生，也未必认为补课有什么不合适，可能反而觉得不补课的老师是不负责任，就像上面那些呼吁“试点班”的同学“擦亮眼睛”“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的学生一样。为什么呢？这些学生一门心思地想考上大学，往往认为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却不管这些努力到底有没有实际效果，或有多大的实际效果。由于高考充满了不确定性，成绩再好的学生可能也很难说有把握一定考上大学或者一所好大学，这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焦虑，于是，补课对他们就成了一种“有比没有好”的“仪式性”的心理安慰剂——如果不补课，他们会觉得十分不安。另外，由于长期的填鸭式的训练，使他们形成了思维定式，习惯了现行的教学模式，如果突然换成另一种教学模式，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适应感，从而引发他们的反抗。而且，只要补了课，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所谓学习和做题上，就算高考没能上，总算给爹妈也能有个交待——至少自己是尽力而为了。
在老师，其实和学生有着类似的心态，即如果不补课，万一学生考砸了，自己将没有任何退路，而在现行考试语境里，补课确实对于高考分数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此外，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对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部分老师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进行专业学习以提高自身的各项教学技能，或缺乏思想和批判性教学反思的能力，或只是因为惯性和惰性而不愿意改变现行教学模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补课能提高老师的收入，除了补课，大多数老师除了工资很难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曾在考试漫谈一文中谈到考试与自我认同的关系：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不是高考选中了我们，而是我们选中了高考——我们的民族是个喜欢考试的民族。
因此，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同谋“我们喂养了蟑螂，却抱怨蟑螂破坏了我们的生活，不亦谬乎？”所以，支持姚少凡老师的教育实验或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恐怕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在为不合理的各种制度做贡献，并在行动上做出改良现行制度的回应。 展开全部内容
可这一举动却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的试验几乎遭到全体老师的反对，同事们认为他“固执”甚至一些老师说他的举动“并没有那么‘高尚’，无非是性格古怪，不甘寂寞。”和他合作的老师抱怨他一些基本的复习资料也不鼓励学生买，以至于很多教学活动没法开展。从高二下学期开始，有学生陆续转班离开，原来的49人减少到23人，虽然现在仍在“试点班”的学生却给了姚少凡很高的评价，可自从一次“罢考”风波后，其他班的同学联合发出“致全校师生的公开信”呼吁该班同学“擦亮眼睛”“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多名教师也联合签名，要求学校撤换姚少凡或解散“试点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本意是反对应试教育的试验，最终还是要通过高考成绩来做评判——姚少凡和其他老师都心照不宣地把明年高考当成了最终的检验标准，如果“试点班”在明年的高考中“大获全胜”姚少凡的试验也许可以宣告成功；如果“一败涂地”“试点班”就只有以流产而告终了。
其实，姚少凡老师的教育理念是当今教育界的常识，并且与国家提倡的素质教育理念和新课程理念是一致的，即便那些反对他的老师们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但姚老师却不该“认死理”将那些理念真当回事儿，并且要付诸实践——谁不知道，在高考这一衡量学生与老师成就的唯一标准的重压下，素质教育只能口里说说，走走过场，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是也。只要现行高考制度悬在头顶，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就很难得到有效落实，学生们就很难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与填鸭式的机械教育教学模式里解放出来。
为什么呢？首先，高考对学生、对家长、对老师、对学校校长，乃至对政府官员都非常重要，与他们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学生要靠高考成绩敲开大学的神圣大门，为自己的前程铺平道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是人之常情；老师的名誉、晋级、加工资等都与高考升学率挂钩；如果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没上去，校长的位置就会岌岌可危；一个地区高考升学率的高低是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指标。在这个以处于最底层的学生为基础的等级秩序里，每一等级层次都负有向上面一个层次用高考成绩做出交待的义务，如此一层一层地制约着，环环相扣，从而使现行教学模式成了“超稳定结构”结果不管谁都不敢乱说动，谁要出位，所有的矛头都 都会对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姚少凡老师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这使他成了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
就说补课问题吧，即使是补课最大的受害者的学生，也未必认为补课有什么不合适，可能反而觉得不补课的老师是不负责任，就像上面那些呼吁“试点班”的同学“擦亮眼睛”“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的学生一样。为什么呢？这些学生一门心思地想考上大学，往往认为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却不管这些努力到底有没有实际效果，或有多大的实际效果。由于高考充满了不确定性，成绩再好的学生可能也很难说有把握一定考上大学或者一所好大学，这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焦虑，于是，补课对他们就成了一种“有比没有好”的“仪式性”的心理安慰剂——如果不补课，他们会觉得十分不安。另外，由于长期的填鸭式的训练，使他们形成了思维定式，习惯了现行的教学模式，如果突然换成另一种教学模式，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适应感，从而引发他们的反抗。而且，只要补了课，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所谓学习和做题上，就算高考没能上，总算给爹妈也能有个交待——至少自己是尽力而为了。
在老师，其实和学生有着类似的心态，即如果不补课，万一学生考砸了，自己将没有任何退路，而在现行考试语境里，补课确实对于高考分数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此外，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对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部分老师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进行专业学习以提高自身的各项教学技能，或缺乏思想和批判性教学反思的能力，或只是因为惯性和惰性而不愿意改变现行教学模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补课能提高老师的收入，除了补课，大多数老师除了工资很难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曾在考试漫谈一文中谈到考试与自我认同的关系：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不是高考选中了我们，而是我们选中了高考——我们的民族是个喜欢考试的民族。
因此，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同谋“我们喂养了蟑螂，却抱怨蟑螂破坏了我们的生活，不亦谬乎？”所以，支持姚少凡老师的教育实验或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恐怕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在为不合理的各种制度做贡献，并在行动上做出改良现行制度的回应。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