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质疑的是作弊还是考试本
7月26日，凉州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突破常规思维，聘请18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学生“秉公执法”当场抓住25名作弊考生。此举因“大人的事小孩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7月30日兰州晨报）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甚至几乎患上了某种“考试依赖症”往往动辄祭起考试的法宝来解决竞争性的资源分配的问题。然而，这种以考分的高低来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是最公平的，其实却未必是有效率的，甚至往往是低效的，因为考分的高低与能力的大小往往不能对等，当这种不对等性普遍存在时，也就极大地扭曲了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以提高系统的效率的本意。何况，对于那些不喜欢或不适应考试，而实际能力却比较强的人来说，以考试来决定他或她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对于每种考试，我们首先要质疑的就是考试本身是否合理？只有在考试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对作弊的惩罚才能确保公平和公正。
公检法系统竞职，是否一定得通过书面的考试来进行测试呢？我看未必。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次考试的具体科目是什么，但一来对于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能力要求，用整齐划一的考试去测量某人是否具备执行某一特定岗位工作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二来纸面上的东西毕竟与实践的差距太大，对于应该怎样抓犯人或破案的有关问题回答正确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抓犯人或破案的能力就强，就象赵恬虽然熟读兵书，谈起用兵来一套一套的，但一上战场就不行了。仅凭这两点看来，以考试来竞职的方式本身就不科学、不合理。那么，对于考试规则的破坏，即作弊，对于考试的公正性就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考试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至多，不过说明了作弊者不讲诚信，或道德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罢了。
此外，公检法系统的竞职，完全可以通过对在具体岗位上的工作成绩、工作态度及表现出的工作能力的考量来完成，根本用不着什么笔试。只不过，如此一来，人事的权力就要下放到基层，而不是由组织部来决定，将损害那些喜欢集权的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可对于公共利益的提升而言，却是一个利好的举措。
对于那被抓的25名作弊的考生，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反感，因为根据那种用人制度的设计，在考试结果上捆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使他们很难不产生作弊的冲动。对于成人在监考中的“中庸之道”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里，揭发作弊行为的成本可能会很高，自然就会抑制他们揭发作弊以维护社会公正的动机。至于小孩，一来他们不会考虑那么多，二来被揭发者也不会和他们计较，所以反倒是他们能将“猎人”的角色扮演得更好。
自然，笔者也并非说作弊有理，只是每一次对于作弊行为的惩罚和讨伐都是对考试这种人际博弈行为的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确证和强化；因此，在讨伐作弊行为之前，似乎先得确认博弈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博弈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对博弈规则的遵守就失去了任何积极的意义。 7月26日，凉州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突破常规思维，聘请18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学生“秉公执法”当场抓住25名作弊考生。此举因“大人的事小孩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7月30日兰州晨报）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甚至几乎患上了某种“考试依赖症”往往动辄祭起考试的法宝来解决竞争性的资源分配的问题。然而，这种以考分的高低来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是最公平的，其实却未必是有效率的，甚至往往是低效的，因为考分的高低与能力的大小往往不能对等，当这种不对等性普遍存在时，也就极大地扭曲了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以提高系统的效率的本意。何况，对于那些不喜欢或不适应考试，而实际能力却比较强的人来说，以考试来决定他或她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对于每种考试，我们首先要质疑的就是考试本身是否合理？只有在考试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对作弊的惩罚才能确保公平和公正。
公检法系统竞职，是否一定得通过书面的考试来进行测试呢？我看未必。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次考试的具体科目是什么，但一来对于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能力要求，用整齐划一的考试去测量某人是否具备执行某一特定岗位工作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二来纸面上的东西毕竟与实践的差距太大，对于应该怎样抓犯人或破案的有关问题回答正确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抓犯人或破案的能力就强，就象赵恬虽然熟读兵书，谈起用兵来一套一套的，但一上战场就不行了。仅凭这两点看来，以考试来竞职的方式本身就不科学、不合理。那么，对于考试规则的破坏，即作弊，对于考试的公正性就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考试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至多，不过说明了作弊者不讲诚信，或道德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罢了。
此外，公检法系统的竞职，完全可以通过对在具体岗位上的工作成绩、工作态度及表现出的工作能力的考量来完成，根本用不着什么笔试。只不过，如此一来，人事的权力就要下放到基层，而不是由组织部来决定，将损害那些喜欢集权的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可对于公共利益的提升而言，却是一个利好的举措。
对于那被抓的25名作弊的考生，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反感，因为根据那种用人制度的设计，在考试结果上捆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使他们很难不产生作弊的冲动。对于成人在监考中的“中庸之道”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里，揭发作弊行为的成本可能会很高，自然就会抑制他们揭发作弊以维护社会公正的动机。至于小孩，一来他们不会考虑那么多，二来被揭发者也不会和他们计较，所以反倒是他们能将“猎人”的角色扮演得更好。
自然，笔者也并非说作弊有理，只是每一次对于作弊行为的惩罚和讨伐都是对考试这种人际博弈行为的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确证和强化；因此，在讨伐作弊行为之前，似乎先得确认博弈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博弈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对博弈规则的遵守就失去了任何积极的意义。 展开全部内容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甚至几乎患上了某种“考试依赖症”往往动辄祭起考试的法宝来解决竞争性的资源分配的问题。然而，这种以考分的高低来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是最公平的，其实却未必是有效率的，甚至往往是低效的，因为考分的高低与能力的大小往往不能对等，当这种不对等性普遍存在时，也就极大地扭曲了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以提高系统的效率的本意。何况，对于那些不喜欢或不适应考试，而实际能力却比较强的人来说，以考试来决定他或她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对于每种考试，我们首先要质疑的就是考试本身是否合理？只有在考试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对作弊的惩罚才能确保公平和公正。
公检法系统竞职，是否一定得通过书面的考试来进行测试呢？我看未必。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次考试的具体科目是什么，但一来对于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能力要求，用整齐划一的考试去测量某人是否具备执行某一特定岗位工作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二来纸面上的东西毕竟与实践的差距太大，对于应该怎样抓犯人或破案的有关问题回答正确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抓犯人或破案的能力就强，就象赵恬虽然熟读兵书，谈起用兵来一套一套的，但一上战场就不行了。仅凭这两点看来，以考试来竞职的方式本身就不科学、不合理。那么，对于考试规则的破坏，即作弊，对于考试的公正性就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考试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至多，不过说明了作弊者不讲诚信，或道德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罢了。
此外，公检法系统的竞职，完全可以通过对在具体岗位上的工作成绩、工作态度及表现出的工作能力的考量来完成，根本用不着什么笔试。只不过，如此一来，人事的权力就要下放到基层，而不是由组织部来决定，将损害那些喜欢集权的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可对于公共利益的提升而言，却是一个利好的举措。
对于那被抓的25名作弊的考生，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反感，因为根据那种用人制度的设计，在考试结果上捆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使他们很难不产生作弊的冲动。对于成人在监考中的“中庸之道”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里，揭发作弊行为的成本可能会很高，自然就会抑制他们揭发作弊以维护社会公正的动机。至于小孩，一来他们不会考虑那么多，二来被揭发者也不会和他们计较，所以反倒是他们能将“猎人”的角色扮演得更好。
自然，笔者也并非说作弊有理，只是每一次对于作弊行为的惩罚和讨伐都是对考试这种人际博弈行为的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确证和强化；因此，在讨伐作弊行为之前，似乎先得确认博弈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博弈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对博弈规则的遵守就失去了任何积极的意义。 7月26日，凉州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突破常规思维，聘请18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学生“秉公执法”当场抓住25名作弊考生。此举因“大人的事小孩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7月30日兰州晨报）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甚至几乎患上了某种“考试依赖症”往往动辄祭起考试的法宝来解决竞争性的资源分配的问题。然而，这种以考分的高低来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是最公平的，其实却未必是有效率的，甚至往往是低效的，因为考分的高低与能力的大小往往不能对等，当这种不对等性普遍存在时，也就极大地扭曲了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以提高系统的效率的本意。何况，对于那些不喜欢或不适应考试，而实际能力却比较强的人来说，以考试来决定他或她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对于每种考试，我们首先要质疑的就是考试本身是否合理？只有在考试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对作弊的惩罚才能确保公平和公正。
公检法系统竞职，是否一定得通过书面的考试来进行测试呢？我看未必。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次考试的具体科目是什么，但一来对于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能力要求，用整齐划一的考试去测量某人是否具备执行某一特定岗位工作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二来纸面上的东西毕竟与实践的差距太大，对于应该怎样抓犯人或破案的有关问题回答正确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抓犯人或破案的能力就强，就象赵恬虽然熟读兵书，谈起用兵来一套一套的，但一上战场就不行了。仅凭这两点看来，以考试来竞职的方式本身就不科学、不合理。那么，对于考试规则的破坏，即作弊，对于考试的公正性就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考试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至多，不过说明了作弊者不讲诚信，或道德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罢了。
此外，公检法系统的竞职，完全可以通过对在具体岗位上的工作成绩、工作态度及表现出的工作能力的考量来完成，根本用不着什么笔试。只不过，如此一来，人事的权力就要下放到基层，而不是由组织部来决定，将损害那些喜欢集权的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可对于公共利益的提升而言，却是一个利好的举措。
对于那被抓的25名作弊的考生，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反感，因为根据那种用人制度的设计，在考试结果上捆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使他们很难不产生作弊的冲动。对于成人在监考中的“中庸之道”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里，揭发作弊行为的成本可能会很高，自然就会抑制他们揭发作弊以维护社会公正的动机。至于小孩，一来他们不会考虑那么多，二来被揭发者也不会和他们计较，所以反倒是他们能将“猎人”的角色扮演得更好。
自然，笔者也并非说作弊有理，只是每一次对于作弊行为的惩罚和讨伐都是对考试这种人际博弈行为的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确证和强化；因此，在讨伐作弊行为之前，似乎先得确认博弈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博弈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对博弈规则的遵守就失去了任何积极的意义。 展开全部内容